当你倒在街头,有谁能救你?

作者:浪潮工作室 发布时间:2017/11/29 来源:浪潮工作室

    【浪潮工作室 讯】


      

      

       2016年的11月20日下午,株洲一位姓尹的快递小哥在送货的路上突然停下车,缓缓坐到了地上,向一旁的路人说了声“好累”,然后一头倒下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没有路人上前进行抢救。等到救护车到来,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——此时他的电动车上还堆着“双十一”没送完的货物。医院推测死因为心源性猝死。

       心源性猝死,对于中国的新闻读者大概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。2014年深圳地铁里的一位女白领梁娅同样因此倒地不起,在人来人往的地铁出口,长达五十分钟的时间内无人进行抢救,最终死亡。




       在关于上述新闻的讨论中,有人谴责过重的工作压力,有人反思现代人的生活方式,但真正把他们推进鬼门关的原因是:无人抢救,或者说无人能救。

       救护车救不了近火

       中国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已接近3亿,心血管疾病已成为中国居民死亡的首要原因,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;中国心源性猝死的发生率为41.84/10万,心源性猝死的总死亡人数高达54.4万例/年。

       也就是说,中国每天至少有1500人因为心脏骤停离开人世,每分钟就有1个中国人发生心源性猝死——人数之多位居全球各国之首。在这每年的五十多万人中,能存活的比率不到百分之一。从全球数据来看,每年有三百多万起心源性猝死,最终存活率略低于百分之八。




       心源性猝死之所以如此难以防范,重要的原因在于高达87.7%的心脏骤停事件发生在医院以外,在最需要专业医疗救助时往往得不到专业救助。

       对于没有急救技能的普通路人来说,最直接的办法还是打120——只可惜,中国的救护车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。




       不同国家对救护车到达现场所承诺的时间均不相同,美国和日本为7分钟左右,英国指定救护车到达时间限制为8分钟,香港地区的承诺为12分钟左右,而北京为15分钟左右。

       而《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》的研究表明,当遭遇院外的心脏骤停,在没有进行心肺复苏等抢救措施的情况下,每多延迟一分钟,存活率就下降7%~10%。15分钟等来的救护车,带来的只能是死神。

       2016年6月29日晚,北京地铁6号线呼家楼站的站台上,正在回家路上的天涯论坛副主编金波倒在地铁屏蔽门前的人流中。从事后的监控录像来看,一旁的其他乘客展现出施救的意愿,但她们花费了很长时间在犹豫和互相商议上,直到一名讲英语的外国姑娘主动上前,双手叠在他的胸前,开始了有规律的连续按压,尝试做心肺复苏(CPR)。

       金波躺在地铁站五十分钟后,急救医护人员才坐着救护车抵达现场——而最近的朝阳医院离地铁站其实不过一公里远。急诊科医生发现,他已没有生命体征,属于突发性心脏病猝死。




       等不到救护车怎么办?路人来救。这才是大部分情况下,心脏骤停最可靠的救助方式。

       日本的情况也佐证了这一点,日本急救医疗财团的《2010日本急救复苏指南》显示,在日本,由市民发现的心脏骤停患者,由急救队实行电击的情况下,一个月后的社会回归率是17.9%,而由市民实行电击的情况下是35.8%,是前者的两倍。




       同样是来自《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》的建议,心脏骤停发作时,如果身边的第一目击者立即施救,存活率就可以提升两倍到三倍;如果在心脏停止跳动的4分钟内,实施心肺复苏、使用AED设备,抢救的成功率将高达67%。

       普通人救不了你

       心脏骤停的抢救是一场与死神的激烈赛跑,旁观者介入抢救的一秒之差很有可能导致最后发作者的生死之别。而第一目击者是否掌握急救技能,是否愿意介入抢救,就可以说是挽救生命的最重要因素,也是唯一重要的因素。

       实际上,心肺复苏并不复杂,根本无需高深的理论知识和昂贵的医疗设备,普通人就可以很容易地操作。

       首先通过呼叫和观察呼吸、脉搏来检查对方的意识状态,确认呼吸心跳都停了就开始进行心肺复苏:在两乳头连线中间进行有规律(100-120次/分钟)的心脏按压,配合嘴对嘴的人工呼吸(介意的人可以不做),反复多次直到患者苏醒,或者救护车到达。




       1960年,心肺复苏的急救方法进入了大众视野,成为一种常用的“起死回生术”。这种方法不仅操作简单,而且成功率高,很快成为各国政府大力推广的基础急救技术。

       在大约五十年前,挪威就将包含心肺复苏在内的“基础生命支持训练”(Basic Life Supporting)作为学校的必修课;在斯洛文尼亚,要想获得驾照就必须先学习心脏骤停抢救;美国的20多个州通过法律,只有学会基础生命支持训练才允许获得高中毕业资格;日本高中生已经修过心肺复苏课程的学生占到59%。

       而在中国,只有27%的中学生通过电视与书籍知道心肺复苏,却并没有受到过正规强制训练。





       2010年,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急诊科主任黄子通等专家对近3年广东省珠三角地区近192万人口进行回顾分析发现,院外心脏性生存率仅为0.71%。

       中国大部分公众对心肺复苏技能并不了解,模拟情境下,目击者能够正确为患者实施抢救的仅为1.6%。

      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副院长陈玉国教授的研究显示,国内大、中型城市中心肺复苏实施率平均仅为4.5%,在北京为11.4%,上海为4.2%。

       而这一指标,在美国为46.1%,加拿大为29%,瑞典为46%-73%,日本为32.2%,澳大利亚为21.2%。

       虽然中国红十字会、各个医疗机构及相关社会团体等已开展了数十年心肺复苏培训,但是,迄今为止中国所有经历过心肺复苏培训合格的公众仅有1000万,不到全国人口的1%。




       而掌握了心肺复苏技能的美国人有33%,法国人有40%。仅在2012年,美国便有1310万人接受了心肺复苏培训。

       如果说中国的路人缺乏急救知识,无法抢救还可以怪罪于没有受到教育,那医生群体的匮乏就难免让人细思恐极了。

       首都医科大学的调查显示,中国部分地区临床医生的心肺复苏知识合格率仅为23.1%。

       医学研究生的心肺复苏知识合格率为32.8%,其中技能操作合格率仅为22.0%;非临床医生(含医技科室、基础科室等)的心肺复苏知识合格率和技能操作合格率更是低至24.4%和14.3%;还有高达70%的医学研究生没有经受过规范的心肺复苏训练。




       当然,在中国也不是没有成功的院外心肺复苏抢救案例。

       2011年9月6日,在一架从西安飞往上海的航班上,一名女乘客突发心脏病,心跳停止、脉搏全无。不懂得如何进行心脏骤停抢救的空乘人员只能向舱内乘客求助,询问乘客中是否有医生。幸运的是,心脏外科医生贾兵恰好在这架飞机上。他及时对患者进行了心肺复苏抢救,最终将她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。

       这位女乘客的幸运折射出的恰恰是急救系统的不幸,倘若这名专业的心脏外科医生不在这架飞机上,在机组人员抢救技能匮乏、抢救设备不足的情况下,患者显然会是另一种结局。因为心肺复苏在公共场合工作人员和大量普通人中极低的普及率,大部分没有那么幸运的患者在发作时实在难以幸存。

       救命神器何处寻

       天涯论坛副主编金波在地铁死于心脏骤停后,他的妻兄邓飞和其他亲友联合一些公益机构,发起了一支名为“心唤醒”的基金。这个基金将以金波的名义,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地铁、车站、机场、商场等公共场所添置包括AED在内的心脏骤停紧急救援设备,倡导和推动对这些场所的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的专业培训。

       AED是自动体外除颤器的简称,在AED的协助下,普通人对心源性猝死患者的心肺复苏抢救成功率会成倍的提高。在AED的辅助下,把两块电极按图示往患者胸前一贴,AED就开始自动检测患者心律,当检测到需要除颤时,语音会提示你按下操作键进行除颤。

       心跳骤停时最常见的心律失常是心室颤动,大约有80%-90%的心跳骤停患者第一个捕获的心电图是室颤。终止室颤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电除颤。AED就是便携式的电除颤设备,在它和心肺复苏按压的配合下,救活的成功率超过了50%。





      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除颤成功的机会迅速下降,数分钟内室颤将会变为心搏停顿,复苏就会变得极为困难。每延后1分钟实施除颤,患者的生存机会就下降10%;3分钟以内除颤效果最好,而超过10分钟后,患者几乎没有生存机会。

       2015年3月,一位中国医生因在美国成功救人而走红。这位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名叫唐子人,他在圣地亚哥海洋公园里路遇一位突发心脏骤停的老太太。当时,他立即对其实施了心肺复苏,并配合使用了AED,让老太太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。

       从1995年起,美国就立法展开了“公众可获取的除颤仪”计划,在公共场所安置AED,并鼓励非专业人员接受培训从而能随时使用AED。现在,美国政府每年提供3000万美元专项资金用于公共除颤计划,要求对于急救车5分钟内无法到达,以及每5年发生过一次及以上的风险高发区,需要依法设置AED,并要明确标识。

       而在中国,截止2016年,公共场合配备的AED设备数目不超过1000台。尽管后来有所增加,但也只在上海、北京、杭州、广州、珠海、昆明、哈尔滨、成都等城市的部分重点公共场所有,且数量完全无法满足需求。



       不仅AED的普及率令人心焦,即便是在有AED的地方,也不见得就有人能救得了你。

       2015年8月16号,解放军301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张永刚在北京首都机场因心脏骤停死亡,而首都机场安装的救命神器AED虽然近在咫尺,却成了摆设,并没有人拿来用。

       首都机场早在2006年在二号航站楼内安装了11台自动体外除颤器(AED急救设备),如今首都机场3个航站楼已经达到76个,然而,这些救命的AED几乎从来没有被使用过——不是不用,而是不会用、不敢用。

       机场医院院长刘兆琪说了这么一句话:“培训完了他们(机场工作人员)也不敢做,因为做活了好说,做死了麻烦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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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   本文来源:浪潮工作室 作者:陈昶羽责任编辑:吴静宜_NX6477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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